企业文化是“疏”还是“堵”
企业文化是“疏”还是“堵”1
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来说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如果重要的话,那么企业文化应该如何操作？
以上诸多的问题，经常被企业界的朋友再三提及，有的人深感困惑，有的人处于迷茫的状态。
如何为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开出一剂良药，这是每一位企业文化从业人员所必须面对首要问题。
其实，对于这些问题探讨，企业管理者和企业文化的专家和学者一直在辩论，有人说企业文化是锦上添花，有人说企业文化是雪中送炭；有人主张是“春风化雨”的柔性管理，有人却认为必须是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刚性措施。一时间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到底是那种方法更合适企业文化操作，使企业文化更有效实施？辩论至尽，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。笔者认为再高明的说教在事实都是苍白无力的，只有事实证明企业文化功效，才能引起企业界广泛关注。
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，笔者曾经作过多次阐述。企业文化就是一个成熟而健康企业的思想与灵魂，企业就好象一个人一样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，那么还谈什么生存，还谈什么价值。企业也是一样，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文化，那么这个企业就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，那么企业的生存都成了问题，那么企业还有什么资格谈发展，还有什么理由和条件去和国际知名的企业竞争，这无疑是在痴人说梦。所以当下我们的企业管理者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纠缠，而应该及时努力，补好这一课。
那么要想补好企业文化这一课，我们的企业应该怎样去补？企业文化究竟应该怎样操作？企业文化的操作到底是有规可循，还是另辟蹊径呢？这里笔者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与企业特色，谈一下个人见解和看法。
笔者曾经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说过“大禹治水”的故事，传说公元四千多年前，黄河流域发大水，洪水滔天，人们只能往高处的山冈丘陵处搬。大水久久不退，毒蛇猛兽又纷纷出来危害人畜，人们简直无法生活了。
当时的部落首领尧为此忧心如焚，急忙派鲧去治水。鲧采用筑坝堵水的方法，结果堵了这边，另一边却又决了口。堵来堵去花了九年工夫总是无法将洪水治服。后来尧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舜。舜接位后，把鲧处死，又派鲧的儿子大禹去治水。
大禹吸取了父亲治水挫败的教训，采取疏导的办法治理黄河洪水。他疏浚河道，开渠排洪，带领着百姓没日没夜地拼命干。他将全部身心用于治理洪水，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，都顾不上进去看看。 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，大禹带领百姓终于把肆虐的洪水引入了大海，消除了水患，百姓又可以安居乐业了。大禹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拥戴，被推选为舜的继承人。
读罢这则故事，从大禹父子治水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？同样是治水，大禹父子采取“堵”与“疏”的方法，却得到不同的结果。
由此，我们可以联想到企业文化工作。其实在企业文化操作过程中，企业文化工作重点所针对的就是企业员工，而企业文化主要解决的也就是员工的思想意识。而人的思想就好比洪水一样，虽然是无形的，但是内在力量却十分强大，如果合理地利用，将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。但是如果没有利用好的话，那么产生的危机和危害同样也是十分可怕的，这不啻于企业遭受一场“滔天巨浪”。那么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如何管理好人的思想的洪流，使其发挥巨大的潜能呢？我们是采取“堵”还是采取“疏”的问题，企业同样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？采取“堵”与“疏”的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，如果企业采取“堵”措施，只能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设上一道墙，拉远了员工与领导心与心的距离；而采取“疏”却是充分的沟通和交流，则体现了平等、友爱与和谐，密切了干群关系，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互相理信任和支持的桥梁。
那么我们企业应该明智选择什么样的措施？为什么要采取“疏”而是不是“堵”呢？我们必须详细地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同时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与管理者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，小到企业，大到国家都是这样的道理。以史为鉴，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总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。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这样鲜明的对比，足以说明在不同的认识基础上，所导致采取不同举措，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。
在周朝末期，当时的统治者周历王采取严厉高压政策，禁止人民自由言行，当时的人们遇到熟识的人，只能道以侧目。但统治者就是这样费劲心机的四处围堵，没有挽救周王朝，反倒是加速了它的灭亡，结果是周王朝在人民压迫已久所爆发的怒火覆灭。
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“贞观之治”，中华这一黄金时期的缔造者——唐太宗李世民，作为封建君主的他以其英明的决策和果敢的行动，把中国推向了历史最高峰。他在与魏征、房玄龄等大臣研讨政务时，就论证过民水君舟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，一再强调“载舟亦覆舟，所宣深慎”（《贞观政要·论君道》），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”（同上）。李世民还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谓也。”（《贞观政要·论政体》）这些议论成为“圣君”、“贤臣”互相唱和的千古名言。“水可载舟亦可覆舟”，历代明君贤臣，无不以此为镜鉴，正确处理爱民与使民的关系，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。也正是唐太宗所采取疏导政策，才使得民心所向，从而造就了中华历史上最辉煌的大唐帝国。
其实，经营企业和管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正所谓治国若烹小鲜。回过头来，谈一谈目前我们中国企业的管理现状。当前我们的中国企业，大多数的领导仍然痴迷于权术游戏，认为权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还没有真正意识道企业文化对于企业重要性，更不知道如何去操作企业文化。一时间，书坛上老板对付员工58招，员工对付老板49计等等满地摊都是，仿佛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拥有了这些，就象武林高手拥有了独一无二得秘籍，就可以练成高深武功。于是，大家都聪明起来了，都学会用“术”御人，但是聪明人跟聪明人合作，是不是就一定成功呢？聪明人和聪明人合作会遇到什么问题呢？为什么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，而一群中国人则是一堆虫呢！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，而这样的聪明不是什么聪明，只是小聪明，而不是大智慧。正因为这样的小聪明，导致了我们相互防范，相互戒备，结果是在无休无止的内耗中失去了机会。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西方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理性主义的时候，研究到最后发现理性人都成为理性的傻子。这就是囚犯悖论得出的结论。聪明的人都是选择出卖对方，只有出卖才获得利益最大化。理性人成了理性的傻子。在商界里聪明人成为聪明的傻子，两个聪明人在一起会做出最傻的事情。这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归根结底就是防范，也就是堵塞。因为所谓的聪明人在防范上花了太多的力气和力量，四处堵塞所谓的漏洞，结果是漏洞越堵越多。
人都是理性的，理性人在一起，如何找到相同点，从而最大化利益？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尤其是大家都理性了，大家都聪明了。尤其是我们有的企业家，当你所采取投机取巧那几招，或者早已被别人看出来了，或者你可以蒙人一时，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蒙人一世。所以说我们的企业要回到什么时候，回到什么状态才能挣钱呢？回到什么状态下合作才能愉快呢？这时候，我们的企业家才开始懂得了团队精神、合作意识，有的企业家开始关注企业文化。
因此，我们的企业家只有意识到企业文化重要性，才能懂得应该怎样去操作企业文化。所谓操作就必须按照规律操作，任何违背规律的操作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。企业文化的操作应该注重疏导，在尊重人性的前提条件下，营造一种团结协作的氛围，从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社会效益。那么如何在企业里营造这样一种气氛，这种气氛让大家劲往一处使，如果我们的聪明才智都用来防范了，那么无休无止的内耗迟早会把我们的企业消耗掉。这就像我们各个房子都是铁栏杆，所有这些东西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自由。如何在企业内部降低防范成本？这就是企业文化内涵。如果我们单纯讲企业文化，可能有些企业家听不明白，但是企业文化的作用是降低成本的，降低成本就是带来利润。
所以说，企业文化工作者必须从疏导上下功夫，科学、合理操作企业文化，使企业避免不必要的内耗。而不是想着如何去制定防范的措施，任何时候，落后一步，就只能收获失败的苦果。
企业文化是“疏”还是“堵”2
企业文化重要吗？企业文化应该如何操作？对于这些问题企业文化的专家和学者一直在辩论，有人说企业文化是锦上添花，有人说企业文化是雪中送炭；有人主张是“春风化雨”的柔性管理，有人却认为必须是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刚性措施。一时间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到底是那种方法更合适企业文化操作，使企业文化更有效实施？辩论至尽，仍然没有明确的'答案。
笔者曾经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说过大禹治水的故事，传说公元四千多年前，黄河流域发大水，洪水滔天，人们只能往山冈丘陵处搬。大水久久不退，毒蛇猛兽又纷纷出来危害人畜，人们简直无法生活了。
当时的部落首领尧忧心如焚，急忙派鲧去治水。鲧采用筑坝堵水的方法，结果堵了这边，另一边却又决了口。堵来堵去花了九年工夫总是无法将洪水治服。后来尧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舜。舜接位后，把鲧处死，又派鲧的儿子大禹去治水。
大禹吸取了父亲治水挫败的教训，采取疏导的办法治理黄河洪水。他疏浚河道，开渠排洪，带领着百姓没日没夜地拼命干。他将全部身心用于治理洪水，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，都顾不上进去看看。
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，大禹带领百姓终于把肆虐的洪水引入了大海，消除了水患，百姓又可以安居乐业了。大禹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拥戴，被推选为舜的继承人。
读罢这则故事，从大禹父子治水的成败，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？同样是治水，大禹父子采取“堵”与“疏”的方法，得到不同的结果。
由此，我们可以联想到企业文化工作，其实在企业文化操作过程中，企业文化工作所针对的就是企业员工，而企业文化重点要解决的也是员工的思想。而人的思想就好比洪水一样，如何管理好人的思想的洪流，使其发挥巨大的潜能呢？我想我们同样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？我们是采取“堵”还是采取“疏”的问题。采取“堵”与“疏”的效果也会不一样，如果采取“堵”措施，只能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设道墙，拉远了心与心的距离；而采取“疏”却是充分的沟通和交流，体现了平等、友爱与和谐，密切了干群关系，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互相理信任和支持的桥梁。
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？为什么要采取“疏”而是不是“堵”呢？我认为我们必须详细地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这与管理者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，小到企业，大到国家都是这样的道理。以史为鉴，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总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。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这样鲜明的对比，足以说明在不同的认识基础上，所导致采取不同举措，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。
在周朝末期，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严厉措施，禁止人民自由言行，当时的人们遇到熟识的人，只能道以侧目。就是这样费劲心机的四处围堵，结果导致周王朝的迅速灭亡。
而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“贞观之治”，它的缔造者——唐太宗李世民，作为封建君主的他，其思想认识则非常深刻，决策英明果敢。他在与魏征、房玄龄等大臣研讨政务时，就论证过民水君舟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，一再强调“载舟亦覆舟，所宣深慎”（《贞观政要·论君道》），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”（同上）。李世民还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谓也。”（《贞观政要·论政体》）这些议论成为“圣君”、“贤臣”互相唱和的千古名言。“水可载舟亦可覆舟”，历代明君贤臣，无不以此为镜鉴，正确处理爱民与使民的关系，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。正是唐太宗所采取疏导政策，才使民心所向，造就了中华历史上最辉煌的大唐帝国。
回过头来，谈一谈企业的管理。当前我们的中国企业，大多数的领导仍然痴迷于权术游戏，还没有真正意识道企业文化对于企业重要性，更不知道如何去操作企业文化。一时间，书坛上老板对付员工58招，员工对付老板49计等等满地摊都是，就好象武林高手拥有了秘籍以后，就可以练成高深武功一样。于是，大家都聪明起来了，都学会用“术”，但是聪明人跟聪明人合作，是不是就一定成功呢？聪明人和聪明人合作会遇到什么问题呢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西方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理性主义的时候，研究到最后发现理性人都成为理性的傻子。这就是囚犯悖论得出的结论。聪明的人都是选择出卖对方，只有出卖才获得利益最大化。理性人成了理性的傻子。在商界里聪明人成为聪明的傻子，两个聪明人在一起会做出最傻的事情。这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归根结底就是防范，也就是堵塞。因为所谓的聪明人在防范上花了太多的力气和力量，四处堵塞所谓的漏洞，结果是漏洞越堵越多。
人都是理性的，理性人在一起，如何找到最大化利益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尤其是大家都理性了，大家都聪明了。尤其是我们有的企业家，你所采取投机取巧那几招，或者早已被别人看出来了，或者你可以蒙人一时，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蒙人一世。所以说我们的企业要回到什么时候，回到什么状态才能挣钱呢？回到什么状态下合作才能愉快呢？这时候，我们的企业家才开始懂得了团队精神、合作意识，有的企业家开始关注企业文化。这是因为如果大家都来听这种狡猾，听聪明听精明，拼聪明而不是拼智慧的话，谁就得不到最大化利润。习惯于四处防范、四处堵塞漏洞，结果是亡羊补牢，为时已晚。
因此，我们的企业家只有意识到企业文化重要性，才能懂得应该怎样去操作企业文化。所谓操作就必须按照规律操作，任何违背规律的操作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。企业文化的操作应该注重疏导，在尊重人性的前提条件下，营造一种团结协作的氛围，从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社会效益。那么如何在企业里营造这样一种气氛，这种气氛让大家劲往一处使，如果我们的聪明才智都用来防范了，那么无休无止的内耗迟早会把我们的企业消耗掉。这就像我们各个房子都是铁栏杆，所有这些东西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自由。如何在企业内部降低防范成本？这就是企业文化内涵。如果我们单纯讲企业文化，可能有些企业家听不明白，但是企业文化的作用是降低成本的，降低成本就是带来利润。
所以说，企业文化工作者必须从疏导上下功夫，科学、合理操作企业文化，使企业避免不必要的内耗。而不是想着如何去制定防范的措施，任何时候，落后一步，就只能收获失败的苦果。
